查尔斯的父亲有一天听到了儿子与“乔”的对话，于是便把儿子叫到了办公室里。儿子向父亲解释，“先生”一词是留给值得尊敬的人的，而那个家伙他不配！
“他配不配是他的事，而你这样对待他是你的问题，现在失礼的是你，年轻人！”父亲说，“对另一个人有看法不是你失礼的借口！”
是的，失礼时展示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，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人。同样，无礼地对待那些该轻蔑的人，也会降低我们在善良人眼中的地位。
（摘自2月28日《环球时报》作者鲁贝尔·谢利编译刘俊成）
感谢那只手
曾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：感恩节前夕，美国芝加哥的一家报社向一位小学女教师约稿，希望得到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画的图画，图画的内容是他想感谢的东西。
孩子们高兴地在白纸上画了起来。女教师猜想这些贫民区的孩子们想要感谢的东西很少，可能大多数孩子会画餐桌上的火鸡或冰淇淋吧。
当小道格拉斯交上他的画时，她吃了一惊：他画的是一只手。
这是谁的手？这个抽象的表现，使她迷惑不解。孩子们也纷纷猜测，这个说：“这准是上帝的手。”那个说：“是农夫的手，因为农夫喂养了火鸡。”
女教师走近小道格拉斯———这个皮肤棕黑、又瘦又小、头发曲卷的孩子面前，低声问他：“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的手吗？”
“这是你的手，老师。”孩子小声地回答。
她这才想起，在放学后，她常常拉着孩子们黏乎乎的小手，送他们走一段路。小道格拉斯的家很穷，他破旧的衣服总是脏兮兮的。老师这只手对小道格拉斯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。他要感谢它。
关爱、信任和鼓励——对很多人来说，也许这种给予是微不足道的。可它的作用却常常难以估量。
（摘自《西郊人月刊》第2期作者佚名）
不会告诉母亲的事
高三那年的一个周末，母亲给我带来一盒营养液。母亲说：“听人家说，这东西补脑子，喝了它，准能考上大学。”营养液是母亲卖了手镯买的。母亲走后，我当天晚上便被送进医院。原来，母亲带来的那盒营养液是伪劣产品。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，母亲欣慰道：“那营养液还真不白喝呀，当初你爸还怕人家骗咱呢。”我使劲地点着头。
一个炎炎夏日，正读大学的我收到一个来自家里的包裹，打开才发现里面装的是5个煮熟的鸡蛋，经过千里迢迢的邮途，早已变质发臭。原来，前些日子家乡正流行一种说法，说母亲买5个鸡蛋，煮熟了送给儿女吃，就能保儿女的平安。回家时母亲问我鸡蛋是否坏了，我笑着说：“没有，我一口气都吃了。”
毕业前，母亲给我女朋友寄来了一条红围巾。后来，我们分手时我问她：“那条红围巾呢？”“那破玩意我早扔了。”我心里充满悲哀。而我送给妻的第一件礼物，就是跟母亲那条一模一样的红围巾，并告诉她是母亲买的，妻很珍惜。后来，母亲曾自豪地跟很多人说：“一条红围巾，一下子就帮儿子拴住了一个好媳妇……”
母亲是爱我的，而我能给予母亲的最大安慰就是——让母亲知道正是这爱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幸福。所以这三件事的真相我决定永远不告诉母亲。
（摘自《夕阳红》第3期作者林学）
意味深长的宽容
田绿萍的丈夫沈毓珂是朱德同志的秘书，田绿萍因此和康克清相熟。她在《老人天地》第3期上撰文回忆道：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一度有规定，紧跟“四人帮”干坏事受审查的人不能加薪，于是，在“文革”中揭发批斗朱老总的那些人，都有些发憷。他们惴惴不安地来找康克清，有的哭诉，有的编出自己如何曲线保护老人的话，更有恬不知耻者，拿着不当的理由，还在老人面前表功。而谁什么样，康克清心里明镜似的。但她涵养敦厚，成于中而不形于外，对他们不说一句刺伤的话。当组织上派人向她了解某某造反派在“文革”的表现时，她不提那些人对朱老总和她的恶劣行径，而叮嘱调查人员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一个人。
事后听说整过他们夫妇的人都加了工资，我问康大姐为什么那样宽容？
是被那些人的假相迷住了，还是见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而可怜他们？康克清严肃而平静地说：“‘文革’中说错话、办错事，有认识问题，也有个人品德问题，同时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所致。”她顿了一下接着说：“别忘了那时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招牌行事的，谁敢不听！谁敢不信！认识不清干错事，是教育问题，不能用不加工资惩罚。品德问题主要靠自己去提高，惩罚解决不了问题。多年不加工资了，拉家带口，大家都够困难的。”听罢，我沉思良久，这是一颗多么善良的心，多么宽阔的胸怀啊！
额外的那个苹果
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；如果少一个苹果，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；如果多一个苹果，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下跌。——《泰晤士报》前总编威廉·里斯-莫格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比作“额外的那个苹果”。
在小学课本和中小学读物中，做家务的人永远是妈妈。——南开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辛副教授认为性别平等意识、两性价值观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一直是空白。
如果我总是穿着袜子，脚的感觉就会变得迟钝。——日本“袜子屋”董事长越智直正每天赤脚，因为他要试穿袜子，以判断品质的好坏。
（摘自3月4日《羊城晚报》）